“沉鱼”“落雁”“闭月”“羞花”,分别指代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贵妃,几乎省略了审美对象的一切具象的信息,精练到了极致,却能赋予审美对象以最大的容量和生活空间,在与受众审美期待的暗合中,更具有大众化、普泛化的意义。
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这种逐渐形成的、高度发达的抽象审美判断模式,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常常通过移情于“第三者”实现审美的“增价”,来显现强烈的审美效应。其中的“第三者”,甚至超越了“类”的区别。先前,无论是宋玉赋中“东邻之子”的“惑阳城,迷下蔡”,还是李延年歌中“李夫人”的“倾人城”、“倾人国”,所感知“美”者,均是同类的“人”;而此时,对于“鱼”“雁”“月”“花”“蜻蜓”等自然物来说,从生活逻辑上讲是无法感知“人”的美的,所谓“王嫱西施,人见则喜,猿见则悲”,正足见这种描写艺术的逐渐完善和成熟。
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,有许多女性形象,城边的静女、月下的姣人、劳动中的少女、出嫁的妇人等。其中,对女性美的描写,最具代表性的,是卫风中的《硕人》: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,螓首蛾眉。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”1写庄姜之美,对她的手、肤、颈、齿、额、眉、目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摹,参照的全是自然界中的物象,春天的嫩茅,凝结的油脂,天牛的幼虫,排列整齐的瓠瓜籽粒,螓、蛾等。豳风中的《七月》,用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;桑之落兮,其黄且陨”来比类少女青春的华美与婚嫁后的色衰爱弛,其中“桑之未落”和“桑之落兮”,喻体本身也均为自然植物。
其他,像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用鲜艳的桃花来比拟少女的容颜;“月出佼兮,佼人廖兮”,用朗月比喻女子皎好的脸庞;“有女如玉”,以玉石喻女;“有女如荼”,以荼比喻女子其中的喻体,无不是自然界中的花草名物。
分析这一阶段诗中对女性美描写的特点和原因,主要是这个时期处在中华文明之初,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,人们对自然及自身的认识是有限的,人们的思维、人们对审美的体验和把握无不停留在初始的童年时期,就是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,举目所见,触类所及,“惟自然也”,花、石、草、木、鸟、兽、虫、鱼、日、月、星、辰等,正如《易传?系辞》所言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。”
因此,他们的审美参照、审美体验、审美表达,也必然借助这些最深印象的记忆去具象地再现。而此时这种比物联类的关于女性美的描写,不过是一种最简单的概念置换,尚不具备任何的语言思维方面的推理、判断,因此也不具备任何的抽象性和概括性。也正因如此,这种描写,才显得那样的远荒、古朴、纯真和原始,几乎是宁静和谐的“天籁之音”,而显得“大意雍容”,因此,也才显得“不淫”和“无邪”。甚至可以说,这一时期,“人”的一部分还停留在自然状态,与自然一体,是所谓的“自然之子”;物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对象,而是人生命世界中不可分割的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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