果然,一大早我走进彭国梁办公室时,我就发现彭国梁办公室与我以前换班来打扫的那次相比多了一幅字,当时秘书还是胡占发,如今挂在墙上镶在紫檀色木框内的字恰恰是胡占发的手书,写的是“难得糊涂”四个字,与众不同的是,别人写这四个字都是模仿郑板桥的笔迹,而胡占发写的这几个字却有王羲之的遗风,而且令我惊异的是这四个字的笔锋与刘市长办公室挂着的“与时俱进”四个字如出一人之手,而“与时俱进”四个字是刘市长手书的,怎么胡占发的字与刘市长的字这么像?
我心里顿时警觉起来,很显然,这幅“难得糊涂”一定是胡占发离任时手书给彭国梁作纪念的,但是仅就一幅书法还不足以断定胡占发就是杜撰《公务员笔记》的人,不过这让我把黄小明与胡占发两个目标浓缩到了胡占发一个人身上。彭国梁办公室的老板台右下柜内,光软包中华烟就有几十条,书柜下面的四个储藏柜内除了七八瓶路易十三、轩尼诗XO等洋酒外,还有一个嫩绿色的香奈儿女士手提包,十分精美,连标价签还挂在上面,我看了一眼,价值三万元。“难得糊涂”几个字下面是上下两层的保险柜,这个柜没有密码谁也打不开,我心想,这里面还不知道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呢。
“打扫”完彭国梁办公室,我又仔细“打扫”黄小明办公室,黄小明的办公室除了一面墙的书柜外,还有一台电脑,再就是他的办公桌,经过我仔细“打扫”,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东西,只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一本《工作日志》,由于黄小明平时写文章都用电脑,我从未见过他的钢笔字,这本《工作日志》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手迹,字迹虽然很隽秀潇洒,但与刘市长的手迹大相径庭,因此我基本排除了黄小明作案的可能性。
这次“打扫”最大的收获就是锁定了胡占发,可是胡占发已经离开了办公厅,怎么才能拿到胡占发作案的证据呢?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耗子,耗子对我诡谲得一笑说:“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”我将信将疑得问他有什么好办法?他说,晚上胡占发请他到家里研究硕士毕业论文。这可真是天赐良机,我知道胡占发正在读在职研究生,其实就是耗子在替他读,如果耗子利用这次去他家的机会,搞到货真价实的证据,我这无间道的苦日子就可以结束了,我实实在在地吻了耗子一口,鼓励他做一次真正的耗子。
耗子果然不负重托,半夜十二点给我打电话,说是车停在我家楼下,要给我一个惊喜,我迫不及待地下了楼,一头钻进他的宝马车。
耗子深情地问我:“琼,你该怎样谢我?”
我不屑地问:“我凭什么谢你?”
耗子得意地从公文包内掏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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