’，而它的流毒极广，在计划和执行龙三角作战的各级人员中都存在。”

　　“直到支那空袭东京前，战事对日本来说是一帆风顺的。制订作战计划的那些人完全是根据想象敌人大概会怎样做。而不是敌人可能怎样做或者有能力怎样做来制订计划的。进行舰队决战是我方追求的目标，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是攻敌要害。可是，在这样的设想中，我们却没有看到敌人的行动可能和我们所预料的不一样。不光是联合舰队这样盲目；军令部发言人在一次陆海军联席会议上也宣称：‘在这次作战中。我们最担心的是敌人不愿和我们的舰队交锋，不肯从基地里出来作战。’”

　　“这种狂妄自大、对敌人的过低估计是再错误也没有了。敌人不仅不是不愿出来迎战。而且是求之不得并做好了准备的。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，我们可以做到出敌不意。这是因为我们满以为我们的计划不会泄露。但是，事实并非如此。”

　　“我方兵力分散是狂妄自大的又一表现。分散兵力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，如果敌人一旦被我诱出而情况又需要时，我方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集中起来。但战斗打响后很分散的兵力却不能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的战斗，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计划的荒谬。”

　　“我方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感染的胜利狂也绝不亚于我们的司令官，只不过影响所及不那么厉害、后果不那么深远罢了，但症状是很明显的。归根到底，不仅是在龙三角海战中，而且在整个战争中，日本战败的根源是深深地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中。我国国民有一种违背理性和容易冲动的性格，所以行动上漫无目标，往往自相矛盾。地方观念的传统使我们心胸狭窄，主观固执，因循守旧，对于即令是必要的改革也迟迟不愿采用。我们优柔寡断，因此易陷于夜郎自大，这又使我们瞧不起别人。我们投机取巧，缺乏大胆和精神，习惯于依赖别人和奉承上司。由于我们缺乏理性，往往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，因而行事缺乏慎重计划。只有草率的行动失败后，我们才会理性地去考虑它，即使思考了，但又往往是为失败寻觅借口。总之，作为一个民族，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成熟而又不善于调整适应，因此，我们便不知道为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，该在什么时候作出牺牲和作出什么样的牺牲。这些就是日本民族性的弱点。日本所遭到的不幸，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弱点。”

　　不多时，日本战列舰队和航空母舰战队会合了，在得知航空母舰战队击沉两艘中国大型航空母舰的战果之后，加藤严佑的心里感到略略平复了些。

　　台湾，基隆港。

　　当弹痕累累的“伏羲”号战列舰在拖船的拖带下，缓缓驶进港口时。岸上围观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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