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佑五年(1090),正在杭州任知州的苏轼向中央呈送了一份状奏。在奏疏中,苏轼恳请:“伏望皇帝陛下、太皇太后陛下少赐详览,察臣所论西湖五不可废之状……别赐臣度牒五十道……更拨五十道价钱与臣,通成一百道。使臣得尽力毕志,半年之间,目见西湖复唐之旧”。
乍一看,这不过是一份苏轼向朝廷申请资金修建西湖的普通状奏,但有趣的是,苏轼在状奏中并非明确地请求拨款多少贯钱,而是向朝廷再求“度牒五十道”——度牒明明是朝廷颁发给僧尼的身份凭证,苏轼怎么就不求钱款而求度牒?
南北朝时,政府首度为僧尼们颁发合法性的身份凭证,即度牒。
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,本身并没有度牒的说法。也没有诸如僧籍、寺籍一类的严格制度。
至李唐时期,度牒制度得以保留。安史之乱后,被破坏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各地的经济,一些地方政府便动起了出售度牒的念头。因为拥有度牒的僧尼即可拥有免税权,寺院地主所有者,在寺院内以庄园的形式经营地产。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手段,获得了相当于封建领地的收入形式。
不仅如此,寺院除了从事垦殖田圃外,也有从事商业、手工业、占卜等事业的。
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开销,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行为。在统治者看来,已经发展到与自己争利的地步。因为此类活动不但不用缴税赋役,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,到了唐代甚至有“天下十分财,而佛有七八”的诡异说法。
谁都想当僧侣道士,获得减税的权利,而彼时严重赤字的财政又推动税收节节攀高,朝廷财政无法支持,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,宰相杨国忠献策,不用耗费正库之物便能筹钱。于是让御史崔众去河东收钱度僧尼道士。结果,很快就得钱百万。
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“军兴用度不足”,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。
到了宋朝,度牒在人们眼中或许已不能被视作一种身份凭证——将宋代的度牒视作一种官方发行的证券或许才更贴近现实,实际上就是硬通货。
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1101),度牒的价格飙升至每道二百二十贯,待南宋中后期,度牒的单价更是一度达到了一千两百贯。
北宋元祐年间,在经济发达的杭州为官的苏轼面对的也正是上述的那些异化的度牒。因为已经习惯了通过发行度牒来筹措地方赈灾资金,元祐四年(1089)江南一带爆发水灾后,杭州知州苏轼便向朝廷请求发行度牒以赈灾。朝廷也确实同意了苏轼等人的请求,向受灾的两浙和淮南各提供了三百道度牒。
南宋初期,岳飞等中兴四将也都靠朝廷给予他们贩卖度牒来筹措军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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