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跳伞塔回报社的路上,我一直放不下心这件事。这个日记本的主人,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呢?他是否还记得这本日记本呢?
在报社编前会上,我重点报了这个选题。分管领导很感兴趣,说这个稿子按照头条来操作。“我相信你,你应该打开日记本看看,看有啥线索没有。”
我说好。按照领导的安排,我听完录音,整理了采访记录的材料,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。我在稿子的最后写到,如果李军本人看到或者有认识李军的人看到,希望能联系我们报社。
第二天,东川报社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我写的寻找日记本主人这篇报道。标题是:《患癌老人守诺保留日记本30年主人李军身在何处?》。
我以为新闻见报后很快就有读者来消息,但等了一整天,值班的同事没有回复我。打电话询问,仍然没读者反馈。等了几天,这篇稿子像石沉大海一般。
等候期间,保留日记本的老年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。他问:“刘记者,报道我看到了,写得很好。很感谢。请问有没有李军的消息呢?”
自然是没有消息。我很抱歉,说正在下乡,等我回到报社了问问。如果有消息,第一时间联系他。老年人有些失望,但安慰我说:“也很正常,这都三十年了,生活有各种可能。也可能李军人都不在中国。”
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报纸的发行量,以及现在网络的发达情况,说也可能传播的速度有限,真正后续深入传播还需要一个过程。他有所宽心,说:“希望吧,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里,能有李军的消息。”
之后好几天,我渐渐忘记了这事。
大概一个星期后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
电话是一个男的打过来的,他说是老年人的儿子。“我父亲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找日记本的主人的老头。”他自报家门,嗓门儿大,如果当面说话,一定会误解他在和你吵架。
他是受老年人委托,来问寻找李军的事情进展的。听我说没有消息之后,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挂电话。我连忙追问他父亲身体怎么样了。
“还耗着呢,吐了几次血,前两天又进了医院。”他加了一句话后,“啪”地挂了电话。
此后没几天,我又接到老年人一次电话。电话那头,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了,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,大意还是询问李军的情况。
我说:“还在尽力找。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您。”他“哎”地叹气,说:“我真怕这几天我就死了。”距离那篇报道见报两个星期时,我和几个开发商朋友吃饭,领导给我发了一条微信,说日记本这事有新消息了,速回报社。
做记者就是这样,一个命令下来,什么私事就得放下来。我打车回到报社,领导高兴地说,有个自称是李军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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