尼古拉作为欧洲人,毫无疑问希望欧洲成为未来世界的重要一级,可是欧洲的种种行为让他失望不已。
欧洲就像是一个空有血肉没有大脑的巨人,在互联网时代没有吃到丝毫红利也就算了,原本的传统优势产业规模还在不断萎缩。
欧洲自己本土的主权基金都不投资欧洲,先是投向阿美利肯然后是加大在华投资。
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。
大众只能看到欧洲人享受着高昂的社会福利,却看不到支撑这些的根基已经腐朽不堪。
陈元光听完后说:“我很喜欢欧洲,我们在航天领域和法兰西有非常多的合作。
我觉得欧洲仍然有技术优势和教育人才方面的优势。
只是在我的角度来看,欧洲很难把这些优势变成产业上的优势。
像阿美利肯的硅谷、华国的中关村,这些都是依托丰富的高校和人才资源,培育的整体的产业集群。
像剑桥培育了ARM,英格兰却没有赶上智能手机的列车。
反而是华国、高丽和阿美利肯借助ARM的技术架构,制造了大量移动端芯片。
在欧洲我们好像很难看到类似的景象。”
陈元光说完后,尼古拉沉默片刻后说:
“本来英格兰企业在我们基金的持股占比大概在15%,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了不足5%。
整个欧洲都过于注重风险的控制,各国间的政策差异导致欧洲市场它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统一的市场,实际上却又不那么统一。
这导致了欧洲缺乏创新的土壤。”
换做20年前,你很难想象欧洲人吐槽华国的创新土壤比欧洲更加健全。
“莱特,其实每個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弊病存在。
像阿美利肯,我们会觉得阿美利肯拥有很好的创新土壤,创新型公司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。
但阿美利肯企业最大的问题在于,他们的规模一旦做大,非常容易诞生大企业病。
波音是最典型的例子,不仅波音如此,洛克希德·马丁也有类似的问题。
这样的军工企业,居然要搞杰克·韦尔奇的那一套末位淘汰制。
工程制造部门、研发部门这些核心部门,要按照绩效进行末尾淘汰。
淘汰比例高达10%。
通用电气这样做已经半死不活了,到了21世纪,洛克希德·马丁这样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居然还在这样做。
包括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这些公司都有大公司病。
而我走访过很多华国企业,华国企业在这方面是控制得比较好。
如果没有走访过华国,我很难想象像华为这样庞大的企业,已经在通信设备领域做到全球前三,居然还能屡屡创业成功。
这非常难,哪怕是他们的老师IBM都无法做到。
所以各国的市场环境、监管政策、文化体系共同造就了各国不同的商业底色和产业优势。”
陈元光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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