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北京的官员以为一切都平静下去的时候,9月,一封来自广西的军报震惊了整个朝堂:法国人占领了越南国都顺化。紧接着法国人发来了他们的照会。要求朝廷承認法国對越南的殖民占领,并要求與其签订新的商务协定和国境条约。
朝廷顿时一片沸腾,然而就在朝廷的大臣们还没消化那封军报的时候,第二天的《大清日报》刊登了法国占领越南国都顺化,并发来无理照会的事情,连照会中条约的内容也刊登得一清二楚。报纸还连篇累牍介绍了越南的历史,从汉朝的日南郡到明朝的顺化府,大清以来更是世代为我中华藩属。报纸大肆谴责法人的行为,甚至追溯到辛酉年法国人在京城犯下的可耻罪行。
此文一出,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各地士子纷纷上书要求对法宣战,请愿的书信几乎堆满了各省督抚的桌案。而各省总部、提督的上书也是一封接着一封,聂士诚、左宝贵、刘铭传更是直接把请战书呈到了方怀手里(去了通州军营后他就给了三人密折上奏的权力)。
这些方怀早就料到了,因为那篇文章是他授意登上去的。不过他在这次上书的总兵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,徐邦道。这位与聂、左、刘三人并列的名将此时正驻防天津。历史上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,徐邦道率军几次截击并战胜zhan有优势兵力的日军,但因为敌众我寡只能退守旅顺,在旅顺他几乎消灭了数倍于他日军,日军在旅顺城下血流成河,要不然在城破以后日军也不会疯狂报复,造成令人发指的旅顺大屠杀。正是由于他率军顽强抵抗,才使日军紧逼北京的意图没有实现,保留了中华一口元气。
在全国大片的讨伐声中,那些对列强抱有担心的人也不敢轻易说话了,生怕一不小心被扣上“卖国贼”的帽子。到了十一月,在这样的环境下,原本在犹豫中的各省督抚先后把奏疏递了上来。不出所料,十个督抚中倒有八九个赞成出兵,就是略有微言的也是闪烁其词,尽是不着边际的话。
就这样,朝堂上变成了众口一词的讨伐之声,只是具体该怎样出兵,何时出兵,派遣多少兵马,怎样援助安南王又是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。不过总的来说,大清全国上下围绕着这场中法之争开始转了起来。
巴黎有“浪漫之都”的美誉。在雪花皑皑的冬季,沿着塞纳河漫步,欣赏堤岸两边的各式建筑,往返于河中的船只,和那三十二座沟通河道南北两岸的新旧桥梁,的确不难发现当中的魅力。
塞纳河中央的西堤岛,就是巴黎的起源地。雨果家喻户晓的《钟楼怪人》中的巴黎圣母院,也正建在此处。而在她不远的地方就是法国议会大厦。
一辆古朴典雅,造型优美的黑色四轮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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